观诗文读人物谈周氏兄弟失和

　　我用来谋生的专业是财务、审计，我为自己在文学方面的无知找到了充分的借口。

　　刚知道周作人先生也是文学家思想家，我读的先生的文章可以数得出来，第一篇是《生活的艺术》。

　　“把生活当作一种艺术，微妙地美地生活，生活的艺术只在禁欲与纵欲的调和。生活之艺术这个名词，用中国固有的字来说便是礼。

　　中国现在所切要的是一种新的自由与新的节制，去建造中国的新文明……”

　　我以为周氏兄弟之所以是两座丰碑，是因为他们描画出两重高尚的境界。

　　但这两重境界属于不同时空，有时是不可调和的。

　　“艺术的生活”不属于他们所生存的那个年代。

　　上中学时有同学说：“鲁迅先生爱骂人”，年少的我曾经苟同，除了课文之外，鲁迅先生的文章我读得不多，理由之一是鲁迅先生的文字不够优美流畅。

　　说句大不敬的话，我还曾认为鲁迅先生的性格比较偏激。不想撒谎不必非说别人的“孩子要死的”，可以说：“这孩子真可爱”，可以说：“祝这孩子有个美好的未来”，可以说的话很多。

　　现在仍然没有时间大量地读先生的文章，然而重读几篇，重新发现鲁迅先生面对的是怎样的一个年代：

　　“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了吉辽，炮轰机关，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国民党治下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青年学生的鲜血，洋溢在周围.”国民党政府的友邦人士，”要我们人民身受宰割，略有越轨，便莫名惊诧，友邦人士一惊诧，我们的国府就怕了。”中华民族已经到了“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的危急关头，然而更可悲哀的是不幸而不争的，愚弱而麻木的国民。

　　周氏兄弟都看到了国人的麻木，鲁迅先生选择了弃医从文，用文字作为治疗的手段：

　　“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样的文字如果出现在今天，会引起轩然大波，有些人会大骂，觉得受了侮辱，然而在那个年代，鲁迅先生：

　　“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

　　面对这样的现状，周作人先生选择了退隐，选择了苟全性命于乱世，一个有能力的人在乱世里拥有一份相对于富足的生活，还是做的到的，于是有了精美的散文。

　　鲁迅先生还是看到了点滴的希望：

　　“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使他不惮于前驱。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是可憎或是可笑，那倒是不暇顾及的；这样说来，我的小说和艺术的距离之远，也就可想而知了。”

　　周作人先生的文章是用笔墨在写，而鲁迅先生是用生命在写，他是在战斗，斗士无暇顾及文笔优雅与否。

　　文如其人，周氏兄弟文章的风格不大不相同。

　　周作人先生《萨满教礼教思想》第一句是：“四川为了要维持风化，把一个犯奸的学生枪毙，以昭炯戒。”通篇文章的理念，与鲁迅先生《我之节烈观》等是一致的，鲁迅先生的文章鞭辟入理，层层扒皮；周作人先生表达的方式温和，观点是点到为止，看来周作人先生不大会让不良情绪伤害自己的脏腑，即使晚景凄凉也活到81岁高龄。

　　面对现实的杀戮事件，鲁迅先生：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我已经出离愤怒了！我将深味这非人间的浓黑的悲凉，以我最大的哀痛显示于非人间，使它们快意于我的苦痛，就将这作为后死者菲薄的祭品，奉献于逝者的灵前。”

　　面对生活的现状,周作人先生的表达是：

　　“中国在千年以前文化发达，一时颇有臻于灵肉一致之象，后来为禁欲思想所战胜，变成现在这样的生活：无自由，无节制，一切在礼教的面具下实行迫压与放恣，实在所谓礼者早已消灭无存了。”

　　鲁迅先生:

　　“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鲁迅先生的一生是战斗一生，被出离的怒火燃烧了一生，能像鲁迅先生那样在战斗中英年早逝，很幸福。但先生在生活中不是个易与人相处的人。

　　医生治病的方法往往是令人痛苦的，不是所有的医生都有慈母心肠，不是所有的病人都能理智地接受痛苦的治疗和残酷的现实，所以即时在当今，仍有一些医生遭打骂。

　　鲁迅先生要医的是愚弱麻木的国民，在刮骨疗毒时也就不用麻药了。

　　林语堂先生曾是鲁迅先生的朋友，他在那样的世道“闲适”，但仅因志趣日益畸异，还不致断交。

　　林语堂先生一讲起“fairplay”,鲁迅先生就回敬了个“痛打落水狗”，连周作人先生的观点也捎带在内，痛快淋漓，穷追猛打，真的是革命最彻底，作战最坚决。

　　然而与这帮革命不彻底脸皮及薄的文人，鲁迅先生是很难搞好关系了。

　　对于“资本家的走狗”这样的称号，梁实秋先生有涵养地回了一篇“我不生气”，鲁迅先生跳到半天空，斥之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夹带“野狗”、“狂吠”、“下贱”等词句，剥夺了梁先生与他保持友谊的理由。

　　也许在那个年代，中国确需这样的疗法。

　　革命是中国人必须付出的代价，不是推翻帝制，打倒军阀，赶走小日本，揪出四人帮，革命就完成了。

　　我前些天出差去检查某工程时，很想进隧道去看看，但民工拒绝女人进去，我思而不得其解。读了周作人先生的《女人的禁忌》，才似懂非懂了一点：在那些民工看来，女人是祸水，需要遵守种种禁忌，否则会危害他们的生命，即使女人遵守了禁忌，出了事他们还是要说“都是女人惹的祸”。

　　可是对于戴安全帽系安全带等等的规定，却需要骂着打着罚着他们才肯去遵守。

　　周氏兄弟提倡的境界属于不同的时空，鲁迅先生的境界是不可逾越的----中国如果不革命，不革除人的恶根性，是不可能享有艺术的生活的，少数人有了物质条件，也不会健康地生活，更谈不上艺术,例如张爱玲的《妻妾成群》中老爷的享受。

　　不幸的是周氏兄弟不仅生活在同一时空，而且在同一个屋檐下，更糟糕的是还把钱放在一处。

　　同是文学家，思想家，对同样的事物看法难免不同，更何况在中华民族最危急的时候，周作人先生却在“听谈鬼，学画蛇，种胡麻、玩古董、吃苦茶。”

　　周作人先生不是革命家，难免承受鲁迅先生的治疗，那样的疗法，周作人先生会认为被打到脸上。文弱的手也能抄起沉重的兵器。

　　兄弟失和如果是为了女人，那应该是一个值得为之斩断手足亲情的女人。

　　1923年，周作人先生38岁，二太太在那个年代也是个老女人了。从照片上看，二太太没有过人的姿色。

　　鲁迅先生如果有那样的爱好，应该去找年轻貌美书生意气的，先生到处讲学，见识应该不少。

　　如果二太太的确有过人的魅力，值得鲁迅先生作什么，也应该是在他们相对都年轻的时候，而不是等到一起变老，老了的男女不仅风韵丧失大半，而且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得久了，难免审美疲劳。

　　如果鲁迅先生与二太太年轻时在日本真的有过什么，周作人先生会在意吗？从先生的文章看，不会。

　　周作人先生关心妇女问题，他翻译了《贞操论》并在《译者前言》中强调：女人是人！周作人先生的文章，洋溢着新思想和人道主意的光辉。

　　如果他口是心非，还是在意，应该在年轻时，而不是在他自己变成老先生，太太变成老太太。

　　周氏兄弟少年丧父，手足情比别的兄弟不同，所以他们决定要住在一起，终身厮守，还要把钱放在一处，这违反了祖训：亲兄弟，明算账。

　　兄弟失和，可以是为了经济的原因，我认识的人中，就有亲兄弟经营同一实业，因为理财观念不同，动了兵器。

　　兄弟和平相处，经济是基础，1923年，鲁迅先生42岁，生命已经过了大半，身体不好，还没有自己实质意义上的家，没有自己的孩子，经济上不能有所积累，还要借贷，自己的血汗钱被人用来挥霍，再伟大的人也会愤怒。

　　这实际上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理想在这个家庭的破灭，生产关系的变更往往伴随着血腥和暴力。

　　鲁迅先生没有做到用文艺改造中国的人性，文艺本身本来就没有那么大的作用。

　　中华民族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历尽劫难仍傲然屹立，是因为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舍生取义的人，为民请命的人。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牺牲了200多位将军，是世界上最多的，很多将军是近战肉搏而死，有的近乎自杀。

　　张自忠将军抗战伊始就抱定必死的信念：“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之死别无他法。”“我们一定为抗战而死！”

　　郝梦龄将军为夺取一个阵地手握冲锋枪身先士卒：“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意。”

　　杨靖宇将军决不退到苏联境内休整……

　　我曾以为这样的牺牲不值，这样的将军似乎蛮干，从鲁迅先生的文章里，我些微理解了他们愤怒的心情—将军们是在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唤醒那些面对异族的侵略依然愚弱而麻木的国民；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挺直自己的脊梁，是为了昭告世人：中国的万里长城不倒！

　　我喜欢周作人先生的散文，思想深刻，篇幅简洁，文字淡雅，不强加于人，适意和谐社会。最令我感动的是先生为女人孩子说话：“以前人们只承认男人是人，连女人们都是这样想！”这在当今中国仍是现实，但女人和孩子的境遇已经大大改善了，我是女人，曾经是孩子，为此也要向先生致敬。

　　我喜欢鲁迅先生的诗，如战歌铿锵有力：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言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那最后一句曾经被历代青年沾血书写，慷慨赴死。鲁迅先生燃烧自己的生命，化作夜空中的一道闪电,照亮真的猛士前行的道路。

　　读周作人先生的《关于鲁迅》，弟弟对于哥哥还是惺惺相惜的。

　　“鲁迅小说散文有一种特点，为别人所不及者，即对于中国民族深刻的观察，大约现代文人中对于中国民族抱着那样一片黑暗的悲观的难得有第二个人吧……

　　<阿Q正传>正是他的代表作.但其被普罗批评家所痛骂也是应该的,正如<炭画>里一般里边没有一点光与空气,到处是愚与恶,而愚与恶又复厉害到可笑的程度.“此外再也没有东西可以寄托希望与感情”

　　其实鲁迅先生是看到希望的，他的爱更深沉更博大，爱之深，所以责之切。

　　周作人先生虽钦佩鲁迅先生的深刻,但不认为现实里边没有一点阳光与空气,现实里不仅有愚与恶,不仅有苦痛与黑暗，兄弟必有争论,而鲁迅先生的文辞令朋友们无法接受，弟弟恐怕也难接受,于是兄弟失和成为必然。

　　鲁迅先生对异族侵略者深恶痛绝，不共戴天，对于一个失去自信力的醒者，对于充当伪职的弟弟是不会包容的，兄弟失和即使不在1923年的那一天，不为那个没有示人的理由，也会在其它的日子，为了其他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