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夏天，我去长沙出差，回北京买车票费了一番周折，上车时连车门口都坐满了人，列车员坐在工作室里，同情地看着我，但不准备帮我。

　　我紧了紧背包带，使出中学几年练就的挤公共汽车的本事，千山万水地找到自己的座位。

　　面对的六个座，除了我，是五个惠洲仔，看见什么都大惊小怪，呦呦哇哇，开车后我把窗户关上了，男孩们嚷嚷着热：“哇！你冷啊，穿那么多还冷！”

　　我生气地说：“你们坐我这不冷吗？”女孩小英说：“他们是开玩笑。”小英的堂哥小军满头大汗，要跟我换座位，到底把窗户打开了。

　　那一夜，我和他们混熟了，小英的伯父、小张的父母是解放军南下的干部，他们虽一口地道的广东话，但看得出是北方人的后代，小军这次是接小英回东北的。小沈、小刘是广东本地人，高中刚毕业，随他们的同学去东北玩。

　　早晨，小沈大叫：“哇，日出！”用相机拍了下来。

　　我陪他们去了天坛、看了降国旗仪式，他们呦呦哇哇地赞叹着：“他们威武！他们潇洒！做一个中国人真自豪。”在老正兴饭庄，我买了烧麦，小刘说：“大姐请客啦！”小英生气地说：“我不习惯让人家请，你给钱给她！”我不收，小英说：“他是百万富翁。”

　　我和他们去长城、九龙游乐园……

　　在一日五游回京的旅游车上，人们都闭目养神，只听见小沈和小英说：“没想到遇见她，又没想到相处得这么融洽。”小英说：“是喽，我本来想我一个女孩子可怎么办哦。”我下车时，小沈走过来：“这么快就走哇？”

　　过了几天，小沈、小刘从东北回来找到我，疲惫不堪，白衬衣穿成灰衬衣，我已经听小军说小刘根本不是什么百万富翁。

　　你们怎么累成这个样子？休息一天吧。

　　小沈有气无力地说：“我们就知道你会让我们休息，所以先买了车票，我们又去看了降旗，这一次就我们俩，很凄凉。”

　　小刘问我能不能借一百块钱给他们。

　　我叹道：“我想到了，给你们准备了，那么花钱那么大方，我还真以为你们是百万富翁呢。”

　　小刘要说“谢谢。”小沈说：“现在说谢是没用的！”

　　我把他们送到剪票口时，离开车还有15分钟，他们还要告别，我检起他们地上的书包交到小沈手里，把他们推进站口，他们一步三回头地走了，站口的女服务员直乐：“还依依不舍！”

　　不久，我收到他们的一百元钱和照片。小沈在信中写道：我要求您，只在不忙的时候才给我写信，要不，我会不高兴的。

　　以后的几年的新年，我能收到小沈的一本挂历和问候的电话，渐渐感到，生存艰难。小沈当了警察，照片上的他比十八岁时壮实成熟。

　　一个夏日的夜晚，我接到一个广东口音的电话，自称是小沈的死党，到北京出差，带来他的礼物——一个铜制发卡，一个小灯笼。

　　一年春节，小沈小张来电话，小张说：“你给沈的信我都看了，很好看，都是书是看不到的，什么时候再见面？”

　　“不会太远。”

　　十年过去了，已经是太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