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同学聚会，有时会把孩子带来，孩子们大的已经上初中了，凑在一起闹得很，妈妈们会去管，一位父亲说：“孩子，没走了大辙，你让她玩，我小的时候，就没痛快地玩。”

　　是啊，我们小的时候，没能痛快地玩。

　　我小学时的班主任很厉害，她每天都给我们留半本以上的家庭作业，我们永远都在抄那些写了不知多少遍的字词，可是永远也抄不完，有些顽皮的同学就是要偷工减料，老师每天都要把他们叫到讲台边，横眉立目地怒斥他们“对不起毛主席，对不起共产党，对不起劳动人民，对不起老师，我还辛苦呢，你们一个人写多少行，我得判四、五十个这么多。”

　　实际上她至多在每页上划一个对钩，经常是在最后一页划对钩再加上一个简写的日期。

　　老师的另一件大事就是抓纪律，我们那个班的男生调皮捣蛋的比较多，每天老师不在，大家抄字词的时候，他们就开始互相大声抬杠，别的同学也趁乱嗡嗡地说话，隔老远就能听见教室里开了锅，哪个老师路过都进来大骂一顿，揪出几个示众。

　　老师不在，就派小干部监督，把“最坏”和“比较坏”的记录下来，由她来处理。

　　所谓“坏”就是听报告时说话，“比较坏”是手不放在背后而是做小动作。

　　老师检查手是否背后的方法是检查手上压出的红印子，检查中午是否睡觉的方法是看脸上的红印子。

　　处理的方法是声色具厉地批评，罚站，抱着腿坐在水泥地上，打扫卫生，请家长是多数同学最怕的，四大金刚和二、三个男孩子已经皮得不在乎了。

　　我们学校的学生大半来自军队大院，小半是附近郊区“人民公社”社员的孩子，四大金刚都是农民的儿子，学习极差，顽皮异常，老师把他们安排在教室的四个角，但只要老师一时不在，他们照常联络，嗓门一个比一个高。

　　其中一个叫刘春山的出身富农，老师教育其他“坏孩子”：“不好好学习，将来变天，就象你们爸爸妈妈，我小时候那样吃苦，刘春山高兴，他吃香的喝辣的。”

　　老师告诉我们，有一次刘春山被家长饿了两天，老实了两天，因为：“他睁开两个黑窟窿就想干坏事。”

　　老师不说刘红军的家长，因为是贫农：“你家长是贫农，可你,你还说你破罐破摔了,你还有罐吗,你考试从来上过20分吗？”刘红军说：“有一次我还得了32分呢。”

　　老师说：“你在家谱上写上，让你后世子孙都知道，我的祖宗刘红军，考试得过32分。”

　　我们从学校到家要走半个小时，我们班的路队是全学校最差的，一路上有一些高年级的学生检查，这是一项在当时看来很光荣的职责，虽然“纠察”本人也经常不遵守纪律。

　　“纠察”中有于奇的姐姐于敏，我们以为她会对我们宽松一点，可这位大队干部不殉私情，以至于鸡蛋里也要挑骨头。

　　于敏和她的同伴，每天都要截住我们班的路队教训一大顿，还要向我们班主任汇报，回去又是一次又一次的揭批查，谁说话了，谁跑出队了，谁打闹了。

　　全班包括“好同学”都恨于敏，有时于敏站在前面瞪着眼睛宣讲，队里有个男生问于奇：“你敢杀你姐吗？”

　　于奇说：“你拿刀来，我捅她，她啊地一声就死了。”

　　第二天，于奇被揭发了，老师如获至宝，把这作为天大的罪名写信告诉了于奇的父母。

　　经过轮番轰炸，我们班的路队也有好的时候，每年我们学校都要请部队的优秀战士搞队列训练，我们班的军训成绩在学校是名列前茅的，认真走起来，挺漂亮的。

　　这天，队长悄悄说：“快走，于奇他姐还没下课呢。”

　　两列纵队齐刷刷飞快地前进，于敏还是追上来了，让我们站住，红扑扑的脸蛋冒着汗，胸脯激烈起伏，红领巾随风飘扬。我们饥肠辘辘，不得不站得笔直，心里又是惶恐又是骂，原来她们说我们走得太快了。

　　那个时候，我是“好学生”，学习好，遵守纪律，不敢乱说乱动，老师挺喜欢我的。

　　但我的精神也每天处在紧张状态，我上课时说过话，中午睡不着觉，忘带红领巾，早自习作业做不完……老师对“好学生”还是比较客气的，但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拉下脸来，抓你个错，杀一儆百。我们的中队长一次忘带红领巾被抓住了，撒谎说是洗了，老师派一个男生去他家里查看，那个同学受了他的恳求，告诉老师“是洗了。”

　　后来选大队委，这件事被翻出来，在全班面前哭得跟泪人似的，大队委员也没当成。

　　我上小学时，我的父母常说：“你是在一片赞扬声中。”可小学给我留下的回忆是无休止的纪律检查，是永远绷紧的神经，是没完没了的重复的作业，是个性的压抑，身心的摧残。

　　老师把小小的孩子按学习成绩，按上课坐姿、操场上的站姿、路队的行姿分成三六九等，“差生”受到广泛歧视，破罐破摔，自暴自弃，过早辍学，他们是被谁毁了？

　　如果我们用背手“检查思想”、“交代问题”的时间用于美育、自由自在地玩耍，我们现在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的孩子比我们幸福多了，然而家长与孩子的沟通仍然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使家长们很困惑。

　　我没有孩子，说不出育儿的经验，但我可以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许那位父亲是对的，孩子没走了大辙，让他们玩。”